罪无实者,他罪可代;恶无彰者,人恶以附。

【原文】
 
罪无实者,他罪可代;恶无彰者,人恶以附。
 
【翻译】
 
罪名没有实证,用其他的罪名来替代;恶行没有显露,用他人的恶行来依附。
 
【解读】
 
封建专制下的冤狱和株连,都是在所谓的法律下来实现的。酷吏和阴谋者玩弄法律的条文,在义正辞严的借口下大行其奸,给他人扣上种种罪名和捏造种种恶行,常常又是张冠李戴,东拉西扯,名不符实。这种漏洞百出的伎俩,实际上并不影响他们对被陷害者罪行的认定,他们掌握大权,是非由他们自己评判,这从根本上保障了他们所制造的冤案的最后实现。从此可以得出结论,法制的虚无和酷吏的产生,是封建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痼疾,是封建集权背景下所衍生的一个毒瘤,它是不可能自我消除的。
 
【事典】
 
弄巧成拙的杨国忠
 
唐玄宗由于宠信杨贵妃,爱屋及屋,他任命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作了幸相。杨国忠不学无识,本是一个泼皮无赖,一旦握有大权,其贪婪凶残的本性便暴露无遗。他身为宰相,竟兼职四十多个,都是弄钱捞油的肥差。
 
安禄山几次到长安进谒唐玄宗,杨国忠见安禄山深为玄宗宠信,赏赐丰厚,于是就格外忌恨。他曾把手下人召来,对他们说:
 
“一个胡人,一个武夫,他有什么能耐让皇上那么喜欢他呢?我看这小子不是个好货,定是皇上左右都受了他的重金贿赂,有人给他说了不少的好话。”
 
他如此猜测,便索性直接把安禄山找来,对他说:
 
“我身为宰相,将军如何这样欺侮我呢?”
 
安禄山惊道:
 
“末将并无冒犯大人之处,想必是大人误会了。”
 
杨国忠冷笑声声,直道:
 
“既是如此,本相花费颇巨,将军可否赠我黄金万两?”
 
安禄山自恃玄宗宠信,并没把杨国忠放在眼里,他故做为难地说:
 
“孝敬大人,本是应该的。只因军费尚是短缺,末将实在凑不出此数,还请大人见谅。”
 
杨国忠见安禄山竟敢当面回绝,恼怒异常。他不便当场发作,事后却面见玄宗,诬他谋反,他说:
 
“安禄山手握重兵,心怀异志已非一日。他私下招兵买马,扩充实力,却不向朝廷报告,极力隐瞒,这是为什么呢?他表面上对皇上恭顺异常,故作痴傻,这不过是想骗取皇上信任之策,皇上万不可中了他的诡计。”
 
唐玄宗初时有疑,可见屡次传召安禄山,他都召之即来,没有一丝迟缓,唐玄宗据此对杨国忠斥责说:
 
“安禄山若有反心,我召他入京,他自会畏惧,不敢速速即来。你失之察人,日后勿言此事。”
 
对杨国忠的一再进言,安禄山十分恐惧,坐立难安。他一日愁对手下将领,忧心仲仲地诉说道:
 
“杨国忠恨我太深﹐我们可算不共戴天了。他不停地诬我谋反,所幸皇上并不相信此事,我们才能一时平安。杨国忠权倾天下,害人才是他的本事,他不死心,谁敢保证皇上下一次还不信呢?看来我们应早作准备了。”
 
安禄山从此加紧筹划谋反之事。杨国忠也等不及了,他要证明自己的诬陷从来是正确的,于是竟采取了逼他反的策略。
 
公元755年,杨国忠派遣军队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,把他的宾客全部杀死。他要以此来激怒安禄山,迫他造反。安禄山得知此讯,哀叹不止,他想向皇上申诉,可所有的奏章都不能越过宰相这一关。他被逼无奈,最后决定叛变。
 
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,人人惊恐之下,只有杨国忠十分兴奋。这可证明他料事如神,他要名正言顺地把安禄山缉拿归案了。不过安禄山的17万大军的实力,完全超出了杨国忠的想象,他们一路势如破竹,第二年便攻陷潼关。唐玄宗狼狈逃出长安,在距长安不远的马嵬坡,禁卫军突然发难,杨国忠不仅被杀,连他的家人也被斩杀一光;甚至那个唐玄宗宠爱无比的杨贵妃,也在禁卫军的要挟下,不得不自尽而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