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之善恶,莫以文也,乃其行焉;刑之本哉,非罚罪也,乃明罪焉。

【原文】
 
法之善恶,莫以文也,乃其行焉;刑之本哉,非罚罪也,乃明罪焉。
 
【翻译】
 
法律的好坏,不在条文本身,而是它的执行;刑法的根本,不在如何处罚犯罪,而是如何确定犯罪。
 
【解读】
 
法律的作用是惩恶扬善的。对法律的运用和解释,在封建专制时代,由于极度的集权和缺乏人权观念,人治大于法治,法律所产生的作用便十分有限了,有的甚至成了摆设,只成了当权者对付平民百姓的御用工具,而他们却可胡作非为,置于法律之外。故此,封建时代的法律条文,虽看上去义正辞严,貌似公允,其实质却是有名无实,欺善不罚恶,这一点,看其实际执行的情况最有说服力。刑法在确定犯罪方面,本是以事实为根据的,离开了这一要旨,那么如何处罚犯罪,便成了当权者对付民众和政敌的一种手段了。它不仅使刑法的作用失去真正的意味,也反过来促使邪恶者为非作歹,令民众遭受更大的伤害。这是封建专制社会固有的弊端,也是奸恶小人常常用以害人的挡箭牌和杀手锏。
 
【事典】
 
不识时务的鲍勋
 
鲍勋在担任魏郡西部都尉之职时,负责邺城西部的治安执法。鲍勋办事无私,执法森严,人人都对他十分敬畏。
 
其时,曹操以丞相之名主持朝政,其子曹丕的夫人郭妃之弟,因违法获罪,鲍勋将他拘捕。郭妃之弟在狱中破口大骂鲍勋,又十分狂妄地对鲍勋说:
 
“我乃显贵之人,岂是你一个小小的都尉就能抓我?若不把我放了,倒霉的一定是你。”
 
鲍勋脸色铁青,气得浑身乱颤,他亲自痛打了郭妃之弟两个耳光,大声说:
 
“国家制定法律,我就要依法办事。似你这等奸恶狂徒,还不该惩治吗?我不管你是谁,到了我这休想讨到便宜!”
 
鲍勋手下的狱卒见之色变,他们拉开鲍勋,对他劝说道:“此人乃丞相世子的至亲,大人怎可得罪呢?此人并不可惧,可惧的是他身后之人呐!大人依法行事,本无差错,可这事发生在有权有势者的身上,就另当别论了,大人怎可一味认真呢?若是世子怪罪下来,大人又哪里说得清楚?”
 
鲍勋并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,反之坚持治之以罪。郭妃向曹丕求助,曹丕就亲自出面向鲍勋求情说:
 
“他一时糊涂,你就饶他一次吧。你执法有功,我日我必有重谢。”曹丕以世子之尊,又当面恳求不料鲍勋竟一口拒绝,他以法作论重声说:
 
“俗话说,王子犯法,与庶民同罪,何况是他了?我既受命执法,若是因人而异,循私养奸,丞相想必也会怪我失职了。”
 
鲍勋搬出曹操,以法为据,曹丕心中虽是恼怒,却怕因小失大,也就不再逼迫鲍勋放人了。他将此事记挂在心,须臾未忘。曹丕称帝后,鲍勋在军中任执法官。一次,鲍勋的朋友去军营探视他,为了方便,鲍勋的朋友从未建成的营垒中走了近道。有人以军规中“军营内不许走近道”为据,要治鲍勋的朋友的罪,鲍勋以为这是小事一桩,也就没有追究。
 
曹丕知道此事后,他要借此报复鲍勋了,于是命人将鲍勋逮捕,还小题大作地把他交到朝廷中的执法机关,让他们严加治罪。
 
按理既使犯错,也只是鲍勋的朋友;鲍勋的罪名,实在无法加之。执法官迫于曹丕的压力,议来议去,也只能提出“罚金二斤”的处罚决定,上报曹丕。曹丕见之大怒,他咬牙切齿地说:
 
“鲍勋知法犯法,罪加一等。他这个人常以执法严明自居,如此小人,表里不一,我一定要杀了他。”
 
朝中大臣见曹丕判鲍勋死罪,皆呼鲍勋冤枉,罚之太重,他们纷纷为其求情,主持司法的大臣高柔更是冒死进谏说:
 
“皇上震怒,也不该逾法太过;鲍勋如此死法,让人可视法为无物了。如此有害国本之事,请恕臣不能执行。”
 
高柔拒不执行处斩鲍勋的命令,曹丕便将他软禁起来,改派心腹使臣动手。杀了鲍勋之后,曹丕便将高柔释放,还对他说:
 
“你实在太迂腐了,你们制定法律,难道是让你们拿它来对付我吗?鲍勋不识时务,他是死有余辜啊!”